恒运资本 1961年陈毅视察湖南时，向妻子张茜介绍谭余保：当年多亏他没杀我

“1961年9月27日上午十点，你可别忘了，是他差点敲碎我的脑袋。”站在长沙车站月台，陈毅半开玩笑地对张茜抛出这句轻描淡写的话。张茜还没反应过来，迎面走来的副省长谭余保已经举手敬礼，双方握手的力度都大得惊人恒运资本，仿佛要把彼此从二十多年前的山岭上拉回来。

对在场的年轻干部而言，这只是一次常规接站，而在陈毅和谭余保心里，却是一段被浓雾、枪火、怀疑与忠诚交织的记忆。谭余保的身形依旧硬朗，脸色黝黑，谈及旧事，他先是真诚一笑，随后不自觉摸向腰间，那支爱不离身的竹烟管早已丢在岁月里，但当年烟管敲人的场景依旧清晰。

时间拨回1899年。湖南茶陵的穷娃子谭余保，为了混口饭吃，跟着一班舞狮师傅走南闯北。后来拜拳师彩凤为师，他两臂一张，能在擂台上扯断麻绳。粗粝的江湖路教给他一个道理：活下去得靠拳头，更得靠脑子。大革命风起云涌，他投入农运，很快加入共产党，再到井冈山与朱德、毛泽东会合，正式穿上红军号衣。

1932年，他被推举为湘赣省苏维埃副主席兼财政部长。按理说，管钱管粮的干部大多运筹帷幄，很少提枪上阵，可谭余保偏偏喜欢“走前头”。有人形容他：“账本一手，驳壳枪一手。”一年后升任主席，他仍然把更多精力花在巡视各支游击队，披星戴月在山林里穿行。
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，红军主力北上。谭余保接到命令：留在湘赣根据地，拖住敌人，保存火种。国民党封锁加深，叛徒阴影四处蔓延。1935年冬，他与特委书记刘发云及警卫谭东崽潜入太平山，期望会合蔡会文、方维夏的部队，却在花棚山意外遭到背叛。刘发云转身引敌，犬吠、脚步一并扑来，山路窄得像刀锋恒运资本，活路只剩薯窖——一个三米多深的土坑。

钻进去那一刻，谭余保拍着谭东崽的肩说：“先活着。”两人在窖底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湿气顺着衣领往里钻。第一天，饿；第二天，饿得听见心跳；第三天开始嗅到幻觉中的饭香。第五天，一个哭丧般的女声飘过窖口——那是周金嫂。谭余保拼尽力气喊人，终于获救。周金嫂只是淡淡一句：“吉人有自带的光。”简短，却像灯塔。

脱困后，他察觉叛徒危害远比围剿更可怕，于是掉头回棋盘山整肃队伍。短短十几日，省军区司令陈洪时、宣传部长周杰相继倒向敌人，游击区几乎撕碎。周杰对游击队布防了如指掌，一旦放虎归山，后患无穷。谭余保思虑再三，设计“岳父换人局”，把周杰从保安团部硬生生钓出来。笔架峰枪声劈里啪啦，国民党两个营灰头土脸，周杰侥幸逃掉，却被自己人以“假自首”罪名处置。谭余保听闻，没多说一句狠话，只拍了拍地下党员长工的肩：“你这针引得准。”

战局稍稳，武功山至萍乡一线重燃星火，红旗再度插遍三四百里山岭。1937年抗战爆发后，红军改编八路军、随后组建新四军的命令陆续传来。但对于深陷封锁、失去电台的湘赣游击队，这些消息透过缴获报纸碎片、敌人谣言、零星口传，真假难辨。“朱毛投降”“陈毅投诚”甚至“共赴南京受降”的离奇版本，让谭余保如坐针毡。

此时的陈毅，奉项英之命自瑞金北上，一路辗转潜入湘赣边。为了防止泄密，联络员先蒙住他的眼恒运资本，七拐八绕到铁镜山。接待他的，是肃反主任颜福华。桌上摆的那张报纸标题斗大：“江西赤匪首领陈毅降蒋”。颜福华冷冷一句：“大叛徒也敢来碰瓷？”陈毅心里直冒火，却被捆得像粽子，只能大喊：“怕辜负了我陈某人脑袋上的三万元悬赏！”

被押往茅棚的途中，谭余保现身。多年奔走山林，他早学会先怀疑再相信。出于本能，对陌生的“中央代表”保持最高警惕。双方短兵相接的对话刻薄而直接：“知识分子关键时刻不牢靠！”陈毅憋红了脸，怒吼回去：“湘赣同胞的血债，我比你记得还清！”气氛一度紧绷到极点，谭余保抡烟管敲陈毅脑门，那一声脆响后来成了两人茶余饭后的笑料，但当时，谁也笑不出来。

为了不犯方向性错误，谭余保还是派精干侦察员连夜赴吉安、南昌核实。土路泥泞，来回三日三夜，人马几乎脱层皮。回报只有一句：“情况属实，陈毅确为党中央代表。”当晚，谭余保提着马灯走进茅棚，先把陈毅松绑，又把绳子往自己身上一圈：“错了就得还。你绑我一天一夜，气出了就行。”陈毅咧嘴：“留着劲儿干正事吧，山下还有仗要打。”

误会解除，湘赣游击队顺利接受改编。谭余保随后率部南下，成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，继续与日寇周旋于江南水网。再往后，他担任皖南部队副指挥，到解放战争时期更是带兵南征北战。解放后，调任湖南，分管工业、交通等要害部门。深夜灯下，他仍习惯翻看那本早已翻卷边的《财务条例》，念叨着“当年没米下锅的日子”。

再说陈毅，抗战、新四军、解放战争一路走来，天津、上海、华东几大战役如风雷卷席。建国后，他先任上海市长，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。1961年应湖南省委邀请，他考察工矿与水利项目，临行前特地对秘书说：“湖南山多，雨水猛，但人更硬。”那句“人更硬”，就落在谭余保身上。